作者：经济预测中心课题组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本文从全球规律出发，结合上海实际，提出了对当前制造业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全球制造业发展的规律特征

人均GDP 2万美元是制造业占比变化的重要节点。塞尔奎因、钱纳里提出，在人均GDP达1.117万美元的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蔡昉最新研究表明，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人均GDP达到约2万美元，制造业比重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才成为一种符合大数规律的现象。

梯度式转移是全球制造业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195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经历了四次大规模梯度式迁移。从转移的区域方向看，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相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梯度转移。从转移的产业类型看，在第二、三、四次产业转移阶段，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均发生转移。从转移的动力机制看，市场驱动作用大于政策驱动。

依托禀赋形成优势是打造制造强国的重要路径。从发达国家看，资本、科技和管理水平等要素禀赋充沛，成为发展知识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重要支撑。从后发国家看，熟练的劳动力规模和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是重要的禀赋，尤其中国最为典型。从禀赋特点看，年轻劳动力数量、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技术等均是重要的区域禀赋。从国际大都市看，各城市均依托在本国高度集聚的金融和人才优势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二、上海制造业发展阶段判断

结合全球规律及上海实际情况，判断上海制造业发展进入“占比企稳、结构转换、升级承压、战略引领”的新阶段。

从规模占比看，总体处于波动下行通道，近期有望企稳。观察国际大都市的制造业发展规律，大都市制造业占比在经过下降拐点之后普遍呈现出阶梯式下滑并低位企稳的规律，从占比的绝对值来看，通常会在10%左右趋于稳定。按照国际规律，上海制造业占GDP比重当前处于阶梯式下滑的平稳阶段，考虑综合因素，预计下滑的趋势有望企稳。

从发展阶段看，占比下滑时点符合规律，下滑速度偏快。从城市视角来看，上海早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前便开始下滑，符合大都市的特征，与东京情况相近。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降速相比东京偏快。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具有更强韧性，占比呈现趋稳态势。

从结构关系看，下滑因素出现新变化，呈现“被动”向“双向”的转换。结合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量数据可知，相比服务业增量，上海制造业增量没有“大起色”。近年来已转变为双向因素共同导致制造业占比下滑。在上海制造业增量的间歇性负增长叠加服务业增量的始终高增长的双向影响下，导致制造业呈现占比下滑趋势。

从质量效益看，爬坡升级中进入阶段性的压力瓶颈期。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制造业增加值率整体呈现先下降后趋稳上升的态势，近年来在国内高于北京、反超深圳。但从国际来看，增加值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在成本上升、需求收缩双重挤压下，质量效益受到抑制，新的阶段性瓶颈显现。

从未来发展看，高端化、战略化将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引领。近年来，上海在一批关键技术领域为全国屡屡贡献“大国重器”。投资类型向战略产业侧重，国有主体支撑的战略类、基础类投资快速提升。长远看，上海制造业倾向于承担国家制造业发展新使命，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竞争与合作。

三、下一步推动上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建议

优化要素投入，形成增长支撑力。持续扩大有效工业投资，建立低效产业用地退出机制，适度放宽产业类工业用地配套服务设施比例，发挥大企大所中央研究院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柱作用，推进上海名匠建设。

谋划分类推动，打造产业新动力。转型推动一批（高端乘用车和电子信息），重点做大一批（时尚消费品和生命健康），能级提升一批（航空航天、船舶等装备制造），赛道布局一批（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

稳定主体预期，提振企业发展力。尽快落地一批重大项目，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做大做强。鼓励产业链上下游积极采购中小企业优质产品和服务，帮助中小企业加快成长。加大外资企业制造业、研发中心等领域引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外资企业深耕上海。
完善配套建设，优化体系治理力。探索统计改革，探索成立“制造+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小组，用好考核“指挥棒”，积极引进工业企业总部。

加强协同引领，打造国际影响力。增强本土制造能力，强化服务辐射功能，提升“上海制造”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