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两条线，或可收敛到一个关键词，即“审批经济”的退场序幕已拉开

    本次三中全会改革议题林林总总，但大致可以收敛在两个战略方向，一是政治改革，二是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主要表现在央地间的权力格局调整：一方面下放与市场接近的权力，如行政审批权；另一方面上收政治方面的相关权力，如司法权。这样做更多的是改变政府管控模式，即接近市场的以“块”为主，重在释放“块”的创新空间，接近政治的以“条”为主，重在强化“条”上的调控权。具体说来：

    政府与市场难解难分，而现实中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沉疴难愈，房价调控越调越高，国企超国民权益以腐败窝案的极端方式曝光于世，表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负效应加速显现，也预示着“为扭转先前非均衡国策制造的诸多不平衡”的宏调路线已如强弩之末，以行政放权于市场为特征的宏观调放代表了下一个年代再均衡国策的主要方向。在改革的战略方向上，中央将尽可能地下放权力，上海自贸区是“审改备”、国民待遇、金融开放的试验田，中央将其定调为可复制、可推广，实际上是变相地鼓励各地做相应的经济探索，地方的制度创新将是撬动下一轮发展的支点。在改革的动力比较上，中央改革动力往往表现在上帝的第一脚，地方往往从发展自身或邻里竞争的角度持续改革，但问题是，当地方改革边际效益趋于极限（改革的好处逐渐式微），改革动力就自然地衰减，甚至转变为改革阻力；若欲缓和形势，就要切换到政府功能转型的轨道上来，一言以蔽之，就是变地方政府的“公司”职能为“公共”职能，服务于真正的公司（民企、国企、外企）。因此，加快政府功能转型，中央委办层面以放权为主，地方政府从经营性转向服务性，鉴于地方积弊深重，又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央宏观调放的承受方，地方政府转型将是此轮政府改革的主战场。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用“强中央、转地方”对三中全会政治改革进行概括。中国区域板块较多，发展参差不齐，离散度颇大，故而政治上或将走集权制，像地方法院、监察局、反贪局或将从行政序列中独立，归最高法院、中纪委、国家反贪总局垂直管理；不仅如此，像食品安全、治污之类的事权，外部性大、各地各行其是极易导致整体受损，也或将以条为主、以块为辅。这样一来，中央可能偏重于如何控制，而地方可能丧失了有关部门的官员任免权及弹性行政运作权，只能委屈地服帖、顺从、汇报，新的央地矛盾隐含其中。在此种境况下，地方的上策是尽快转型，由经营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免发生路径依赖上的冲突。实际上，以“中央收权+地方转型”为特征的政府改革或正是本届三中全会区别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十四届三中全会划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之处，也将恰当地协调央地关系、破解央地僵局。

    基于国策再平衡的风格特色是由均衡向非均衡靠拢、总体上趋向越过市场经济的临界，加之上海自贸区掀起堪称是掀起“二次入世”的经济制度创新试点，并寄希望于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方式在全国铺展开来，当下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就表现在以接轨国际经济新规则为契机的市场经济深化。而在这场市场深化的攻坚战中，冲在最前面的是金融，企业“身份标签”造就的“市场特区”将渐渐消解，航运、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的“堡垒”也将被逐次攻克。一言以蔽之，与世界经济新规则接轨中的市场深化将集中体现在三个战略方向，即金融市场化、国民待遇、服务业基本放开。具体来看：

    我国金融业长期具有产权控制的鲜明特征，要么是单一的国有产权，要么是国有资本占大头的股份制形式，有了“国有产权证”的庇护，其他民间资金的准入变得名不正、言不顺。不仅如此，在资本项目管制制度下，人民币走出去仅限于贸易结算，企业境外投资、融资、并购等活动遇阻，跟不上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TPP、TTIP）的步伐，国内货币“堰塞湖”也无从释放；外部，欧美量化宽松、货币贬值及向中国开打的贸易战皆为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汇率市场化趋势难挡。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银行业的准入门槛、盈利模式、人民币资本项管制不发生根本改变，那么不管什么村镇银行，什么利率浮动，什么境内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和QFII），在垄断和管控面前，都是浮云。鉴于此，金融市场化势在必行，这一过程既包括金融业放开准入门槛，允许民资自筹自办民营银行，又包括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最终目的是强化金融与实体企业的匹配。不过，金融改革可能面临的歧途是，以市场化的名义，金融做了更多“自己”的事，虹吸了各行业，而不是相反。

    民企成功进入金融领域，也仅是开启国民待遇的第一步。交通、能源、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坚冰尚未融化。有了前车之鉴，在交通部、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集体向民资邀约之时，民企惧怕“开门迎客、关门打狗”的情景再度上演，只好“退避三舍”，“国家队”领衔的格局至今难破。深入推进国民待遇迫在眉睫，破冰式的国民待遇不仅包括平等的准入权，更涵盖公平的控股权、经营管理权、收益权。不过，虽说有了前期试探性改革作铺垫，垄断的危害又形成强大的倒逼机制，国民待遇改革面向未来自然没问题，但一旦追究历史，国企的任何“罪”都似乎可以作为历史问题让它轻轻地过去，民企的原罪却始终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便获得国民待遇也有被“秋后算账”的风险，而原罪赦免上的国民待遇则长途漫漫。

    一旦准入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全面铺开，服务业开放是题中附带之义。服务业开放会直接涉及拥有几千万职工的事业单位，估计将以改革释放新空间这种增长替代的方式在较长时间中予以解决。伴随事业单位分类、分步改革的推进，咨询决策、信息分析、中介评级、电信、民航等经营类服务业将率先破土；公益性、经营性混为一谈的服务业也将进行分拆改革，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借此，民企、民资将突破服务业的垄断铁窗，实现“诺曼底登陆”。

    以上改革与此前的改革相比会更炫、更狠，但在本届政府的执行力度却仅表现在“方向是明确的、现实是平凡的”，因为中国的超复杂、大离散孕育了中庸的政治哲学沉淀，加上再平衡国策的影响，温水煮青蛙式的渐进调整将大行其道，疾风骤雨般的改革很难在本轮改革中体现。

    本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内容会很丰富、很全面，但真正有戏份的也就是两条线索。政治线上，中央将接近市场的权限下放，地方政府从经营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经济线上，将敲开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能源开采等领域的“隐形门”，行政障碍趋向肃清。政治、经济两条线，或可收敛到一个关键词，即“审批经济”的退场序幕已拉开。（综合摘编自《福卡分析》2013年第43期、第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