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规划权重短期内可能不会下降，政策或将随形势动态调整，想尽办法保增长，但中长期上海需要国际化、民本化双管齐下，形成世界大熔炉、孤岛式发展。

上海经济连续16年两位数增长，高于全国平均2.2个百分点，但今年上半年上海GDP增速10.3%，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连浦东也遭遇开发18年来的新低。去年上半年对上海GDP贡献率达19%的证券和房地产今年上半年贡献率仅为零和负数，导致GDP少增0.4个百分点。加之,受金融动荡、全球经济放缓影响较大,上海不得不调低全年GDP增幅,而电力、就业等告急又预警增长模式转型,无疑将上海推上对策调整的风口浪尖。

由于上海地处南北交界，又是政治由北南进、贸易由南北进的交汇处，经历过30年代远东巴黎的辉煌，殖民经济下各类文化元素相互碰撞让上海成为面向世界的重镇。中央对此寄予厚望，从浦东开放“窗口”到综改“试验田”，上海地方小、影响大，承载着国家战略。全国未动、上海先行，一旦上海改革成功就推广全国，上海就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平衡点。但近几年上海在这方面却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一方面，上海人小心精明、谨慎有余而开拓不足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上海干部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办事规范，但这反而束缚了创新性，易被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所限。于是上海往往不敢冒进也不敢落后，随国内大流而动，恰与中央对上海“先行者”的期待错位。另一方面，上海承载中央诸多要求而在众多目标中左右为难。虽然上海力求均衡各种全局和地方性关系，却仍无奈带上地方化的战略坐标。当年“大小洋山深水港”建设与“173计划”已与江浙等周边地区结下梁子，与“全国一盘棋”的中央要求相悖。何况上海多年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痕迹明显，强政府的惯性大，对优惠、特殊政策的依赖度很高，这也难怪市领导大刀阔斧改革党政两套班子，要求上海干部“不背过去的包袱、不受习惯做法束缚、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地区思维所惑”了。

在诸侯普遍被打压的当口，上海显然需要在央地关系上“低调”避其锋芒，从全局考虑抓住宏观调整契机，由数字愿景转向过程调整，由抓主要矛盾的追求简单转向全息全维的利用复杂。而就目前看，上海原有的思维惯性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地方政府的规划权重短期内不可能下降，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而规划事与愿违的概率将上升，但鉴于资源自我配置的功能正冲击政府行政的结果，未来政策或将是形势和问题导向、边走边看的动态调整。回顾上海30年代远东巴黎的辉煌在于西方资本、民族资本与国家资本的水乳交融，90年代经济高峰则在于政策优惠与先试先行即国家权力的支撑。如今国家资本依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种权力主导地方发展的时代理由正悄然褪去，靠政府推大项目、土地财政等方式拉动地方增长的效力已在减弱，投资产出的效率递减，行政可改变的空间也被挤压，因而上海仍要走在全国最前面，就不能被形势所捕获，反而要成为吸收各类要素特别是西方和民间元素的大熔炉，增强上海的复杂度和落差，利用混沌来应对混沌。

而把上海“搞混搞大”的前提就是让上海在世界变局中寻找位置，大量引入国际变量。首先，由于华尔街模式坍塌，欧美在金融创新上出尽洋相，上海借势搞金融中心无疑是种战略卡位。上海可以利用西方危机的震仓抓高端金融服务，提升原有以金融工具为主的要素市场，集中实力主攻网络中心，引入金融生态文化、人脉内幕等虚拟网络，新华社金融信息平台的入沪即是明证。如此通过畅通网络就可以引进各种创新理念，完善向他国中心辐射及调动资源的机制，一是让上海成为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中心，二是让上海成为下一个金融创新的引领者和产品标准的制定者。其次，上海可以利用浦东综改的“试错权”，对“双重国籍”吸引外国人才、政府职能转变等“先试先行”，一来通过移民政策“筑巢引凤”进而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增强国际文化底蕴，二来通过政府创新引发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创新，如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兼容失败的冒险精神，融入商业创新的国际氛围中。第三，上海要成为能级够大的要素高地，关键还在于创造良好的商务环境诱导国际总部、研发中心和咨询机构等高密度、智慧型机构或创新型产业的入驻，以此构筑上海的“头脑高地”。同时也可利用世博效应，汇集各类研讨会、国际论坛、让上海成为全球高层次智慧碰撞和要素配置的高地。上海引入的国际变量越多越复杂，上海与全球联动的敏感度就越高，而一旦上海敏感到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神经中枢，它就能演化为世界诸多规则的策划地甚至有能力修改游戏规则。

当然，单有国际化还不够，因为上海经济历来是国资、外资唱主角，民资明显“短腿”，因而如果说要提炼远东巴黎的源代码给上海战略添上新坐标，横坐标是国际化，则纵坐标就是民本化。新一轮国资改革虽然强调开放性重组和市场化，但本质上仍未走出上市圈钱、做大做强的旧思维惯性。上海对国资改革仍是存量调整，而这将改变原有利益格局，易引发地方与部委间矛盾，在被中央始终盯牢之时动存量显然风险较大，还不如重在增量调整，即弱化政府权重、放开民本经济。其一，上海可能集中抓民资、抓中小企业、创新型或国际化企业，“内敛”行政对微观企业的不利影响，对其进行税收优惠、信贷倾斜、技术支撑等，“11条新政”已体现对非公经济发展能宽则宽、能放则放的趋势；其二，地方政策将鼓励和扶持民企，集中打造资本和创业天堂适应民企发展。一方面，招安地下金融、鼓励私募和股权投资，让部分民资变身PE/VC渗透到产业投资；另一方面，完善民企孵化渠道，加强各类科技园区与大学、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引流民资到创新类和高科技企业。同时也不排除在部分垄断性和战略性产业如电信、大飞机项目上加大民资分享的可能性。其三，各区或在活跃民资上“比学赶超”，如放宽企业注册标准、允许“民宅商用”等，而农村土地流转试行也可能增强农民承包创业的积极性。

如此国际化和民本化双管齐下，上海很可能逐渐成为要素“黑洞”，海纳百川又兼容一切。而就目前看，有关部门已意识到新坐标的强烈需求，但支撑上海GDP两位数增长的因素已然缺位，而国际化、民本化需要时间不断升级，这就可能让上海出现断层空间。但地方是不愿也不会放任这一现象出现，势必想尽办法保增长，一手利用世博规划加大基建投入，一手促进内需（主要还是靠房地产）刺激消费，以“双十”产业战略去扛宏观形势下滑的不利影响，并可能主动以生产率增长为基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做大奢侈品产业、力捧创意文化产业等，以弥补原有产业支撑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