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真的变了，在经济运行中的权重在下降，作为政策走向的反光镜的作用正在上升

    2011年中国物价调控以持续5个月的CPI回落完美“收官”。1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12月份CPI同比上涨4.1%，创15个月新低，全年CPI上涨5.4%，走出一根中间高两端低的倒“V”曲线。单从数字上看，正如官方所言“物价调控取得明显成效”，然而，真正变化的不仅是CPI数字的高低，还在于CPI内涵的悄然转变。

    CPI下降，从民生角度而言，似乎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情；就政府而言，则意味着社会稳定可期。而站在调结构层面上看，却未必如此。因为，作为宏调指标之一，CPI一方面的到位就意味着另一方面的缺位。经典意义上的CPI主要含义是货币与商品的关系，直接反映物价涨跌对居民生活中的吃、穿、住、用、行、医等各方面的影响程度，即涵盖社会各阶层经济生活的边际效益，是衡量通胀水平的重要指标。非典意义上的CPI则反映的是经济结构关系，隐含了集权经济、政策经济的指向性，以为集中力量、调摆政策就能将触动民生敏感神经的CPI驯服。在此意义上，CPI越被打压，越意味着经济运行被权力之手干预，与调结构行之愈远。从经济理论上来说，通胀一般是指货币供给超过商品供给，引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造成居民购买力下降。货币和商品供给是诱因，物价才是结果。本轮通胀即是世界各国滥发纸币“救市”，以致过剩货币洪水肆虐，四处寻找可锚之物，进而推高CPI。不久前，美联储再次宣布将维持0-0.25%超低利率至2014年；中国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12月M2余额为85.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比上月加快0.9个百分点，为连续5个月下跌后首次反弹，这都表明货币发行放水前提未变。由此，有关方面难抑价格管理冲动与惯性，为微观调控疲于奔命，其本质是缘木求鱼，非但不能消除通胀，反而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强化权力意志。

    事实上，当下CPI成了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反光镜。尤其是长期以来大宗商品、资源资产价格与调结构相背离，在水电煤等领域的改革一再延迟就是典型代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CPI一味下行的后果。由于资源品政府定价模式，人为割裂了资源品价格与以其为原料的产成品价格以及环境成本的传导关系，资源品价格成为实施宏观调控、拉低CPI的工具，统计数据显示，油、水、电、煤等资源品在CPI中的比重约为8.4%，在完全传导假设下，各类资源品价格每上涨10%，就将带动CPI攀升0.85个百分点，因此，资源品价格改革总是投鼠忌器，CPI高企时，资源品价格改革就停滞不前；CPI下降时，改革则有可能往前动一动。前三十年改革，实现一般商品价格市场化，而衡量市场经济真正到位的标志则是资源品市场定价。只有形成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供需关系的价格机制，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用才能实现最优化，如此才能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产业结构转型，而非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关停并转，否则，调结构只能是在天上飞。

    而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已由发展转向结构，而结构中最大的问题则是因发展过度而导致的环保恶化，如粉尘污染、二氧化硫污染和光化学烟雾污染叠加在一起，形成新型复合污染，典型特征就是万里灰霾、千里飘烟，城市污染程度甚至与经济发展速度成正比。由加拿大科学家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卫星数据绘制而成的全球污染颗粒PM2.5浓度地图显示，中国华北、华东为世界污染浓度最深区域，北京显然已不适合人类居住，每年灰霾天气达到200-250天；长三角灰霾已连成一片，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相距300公里的南京与杭州的灰霾天气趋同，上海空气质量不好，再刮起南风，势必会影响江苏的空气质量，反之亦然。由此来看，CPI过高只是伤民利，PM2.5居高不下则直接伤民身，比如灰霾引起的肺癌发生率。作为造成灰霾天气的主要“元凶”之一，PM2.5能够进入支气管，沉积在肺泡与血液中，造成肺部硬化、肺癌、哮喘和慢性支气管炎以及心血管系统疾病，其致病作用存在时间滞后性。如果空气中PM2.5的浓度长期高于10微克/立方米，死亡风险就开始上升。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总的死亡风险就上升4%，得心肺疾病的死亡风险上升6%，得肺癌的死亡风险上升8%。如果物价问题能够转化成社会民生问题，同样环保恶化也可迅速转化为社会民生问题。

    但问题是，所谓民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民主站在政治的制高点，其实质是被民众的选票劫持。若要环保，CPI势必将上涨，这必然被民众不接受，由此不难推导，打压CPI潜藏着民生的原教旨。然而，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在国内表现为阶层分化与落差加大，大部分人将被边缘化，欧洲“从摇篮到坟墓”破产已是前车之鉴。正如长期享受高福利制度的南欧民众不会接受因债务危机而进行的瘦身调整，民主具化为民众对抗紧缩政策的街头抗议，中国民众也不可能接受因调结构而上涨的CPI。因为调结构意味着“旧价格机制”的马车不能再行驶在“新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上，意味着资源品价格上涨将调整民众消费需求的方方面面，尤其将加大生活消费支出。以汽车消费为例，目前中国进入“汽车与社会协调发展期”，在这一时期，汽车带来的社会问题愈发尖锐，主要表现在能源匮乏、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等方面。截至2011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25亿辆，其中，汽车1.06亿辆，首次突破亿辆大关。与此对应，机动车排污总量居高不下，汽车尾气占到PM2.5的70%以上，是PM2.5的最大来源。但现实却是，油价已被抱怨太高，降低汽车消费更是困难，毕竟牵涉到车企利益，以及背后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像北京要实现PM2.5下降目标，折合每年要减少40万辆机动车上路。如此看来，CPI与PM2.5已成为难以调和的一对矛盾。

    显然，未来有关方面将在CPI与PM2.5两个指标的天平上进行取舍，也即是在宏观调控与调结构的道路上进行选择。在某种意义上，CPI与PM2.5之间呈现明显负相关关系，CPI下跌，PM2.5上升，意味着宏观调控的活跃与放大，结构调整的呆滞和萎缩。经济结构调整，难从CPI上看出问题，政府或将通过转移支付加以适当平衡。随着PM2.5从专业术语迅速成长为公众关心的健康指标，倒逼地方政府检测并公布PM2.5，如在上海、北京“两会”上，防治PM2.5污染物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过去那种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县域经济竞争的经济模式或在公众与舆论压力下发生改变。鉴此，CPI真的变了，在经济运行中的权重在下降，作为政策走向的反光镜的作用正在上升。（摘编自《福卡分析》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