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青年课题组（主要执笔禹嘉俊）

2025年以来，国际供应链的近岸与友岸化布局、国内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正推动企业业务从传统贸易向“出海”贸易转型。20世纪90年代至今，3M、捷普等海外跨国公司都经历过“出海”贸易的发展阶段，当前新形势下“出海”贸易不仅是企业应对关税政策的重点举措，更是从“在上海为全球”转向“在海外为全球”的一种新发展模式。

一、企业“出海”贸易面临的内涵与底层逻辑

与传统贸易、转口贸易模式不同，“出海”贸易是指母国通过向东道国对外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与销售渠道，并依托东道国自身优势，服务于贸易目的地国家的一种跨国公司运营模式。通过对海外跨国公司规模扩张的案例研究，本文在“出海”贸易的东道国选择上总结出四种不同的底层逻辑。

以核心资源禀赋为核心的资源主导型。企业为降低“出海”贸易的各类成本，会选择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拥有稀缺且高储量自然资源的东道国作为“出海”贸易时建厂发展的选择，利用成本优势增强全球市场竞争力。

以近岸与友岸布局为核心的风险规避型。因母国与贸易目的国之间争端较为频繁，企业倾向于向贸易目的国友岸、近岸地区进行建厂贸易，比如中美贸易战导致转口贸易面临长臂管辖，因此企业会选择在墨西哥等友岸布局，便于贸易至美国。

以贸易协定节点国布局为核心的规则主导型。企业会选择与主要贸易目的国有着贸易协定或关税优惠的东道国，尤其是通过在东盟、欧盟内部国家建厂并向联盟内其他国家地区贸易，以较低的关税壁垒、较便捷的贸易渠道进入市场。

以枢纽网络为核心的交通主导型。企业以东道国综合交通枢纽为依托，利用东道国多式联运体系与区域辐射能力，实现原材料输入与产品输出时效与成本优化，更好服务周边地区。

二、企业“出海”贸易面临的问题

东道国政策变动风险引起原材料中断。近年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出海”热门东道国经常调整政策，尤其在资源密集型东道国中，政策不断变化容易导致企业面临原材料中断风险。

供应商水平难以匹配贸易目的国需求。为进一步从东道国对外贸易，企业需要关注贸易目的国对于外贸产品原材料的标准，但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产业链成熟度仍有明显不足，部分零部件难以本地采购。

东道国供应链本土化面临后发劣势的困境。其他海外国家先手“出海”设厂已在当地形成自身供应链，本地化难度进一步加大。比如，泰国传统汽车供应链主要由日资把控，上海车企在泰国设厂会因与日系车的竞争关系，难以获得部分泰国零部件供应商的支持，多数零件仍然需要从国内调配。

东道国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较大风险。为满足本土化要求，制造业企业需要向东道国合作伙伴共享部分技术，但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尚未建立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放大了技术资产流失、模仿与盗用风险。

多个贸易目的国的贸易协定规则冲突推高产品适配成本。企业通过“出海”具备区域优势的东道国时，容易因不同贸易目的国或地区设置的原产地规则差异，面临较高的适配成本。

东道国与贸易目的国物流网络的断点问题推高运输成本。由于东道国与周边贸易目的地市场的物流基础设施协同性不足，形成网络辐射障碍，在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尤为突出，面临跨境陆路运输标准不统一、多式联运覆盖率低、海关实际通关效率差异等问题，增加企业的设备租赁、人工转运与清关成本。

三、助力本市企业向跨国公司转型的对策建议

一是构建跨区域规则衔接与合规服务体系。建设“多协定规则比对+认证咨询”公共平台，研究汇集RCEP、CPTPP等主要协定文本，并为有意愿、有能力“出海”贸易的企业或配套核心零部件供应企业提供区域价值认定比例的在线计算、净成本法测算、HS六位溯源档案管理等工具。

二是强化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建设体系。加快推动重点“出海”区域服务站点，优化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预警信息平台，重点整合国家法律动态、行业侵权案例等资源，由微信公众号与小程序实现风险推送。

三是加强人才双向培育与培训服务体系。加快推动本市高校院所与企业海外产业园共建跨境产教平台。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建造等企业核心需求，联合开发符合东道国标准的培训课程，实施“入学即入职、结业即就业”的人才直通车计划。

四是建立原材料供应多元化机制。鼓励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多元化的原材料供应网络，降低对单一来源地的依赖。对核心技术部件，进一步推动国内核心供应商“抱团出海”，在东道国或邻近区域建立协作生产基地，缩短供应链半径。

五是推动利润资金回流机制。对回流利润或关键技术、知识产权的企业给予奖励，促进海外资源反哺国内产业链升级。提供专业化的返程投资与资金回流咨询服务，联合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提供红筹、VIE、SPAC等架构的合规搭建，优化资金出入境方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