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创新发展研究部 刘潇雨

在中美科技博弈进一步激化、海内外人才交流壁垒愈发明显的新形势下，海外引才难度加大，本土留才也面临成本困境及外省市“抢人”压力。研究聚焦分析本市在“生才、引才、留才”全周期中，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人才从诞生、成长到发挥巨大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存在的系列堵点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在“生才”过程中重点关注产教融合

当前，本市积极布局的未来产业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等对于多学科交叉人才需求大，同时面临紧贴产业实际需求的毕业生供给不足问题。一是“产教融合”中产业主管部门缺位。以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为例，学院已与中微半导体、商汤科技等企业合作共建联培基地，但该项工作由教委牵头，“产教融合”中经信委等产业主管部门缺位，导致产学研链条总协调能力显著不足。二是企业主体受惠面较窄，协同创新内生动力疲弱。部分校企合作仅停留在协议层面或劳务用工层面，多数民营企业受资金、土地等办学投入成本的条件约束，参与校企联合培养的积极性不高。三是高校产业界科技界师资配比不足。拔尖创新人才在校培养要通过教师的创造性工作来实现,从现实情况看,本市现有高校中绝大多数教师都是“从校门到校门”，缺乏产业界经验。

为此建议：一是建立教委与科委、发改委、经信委等科技产业部门沟通协作机制，加速形成跨学科、跨产业人才优势。二是探索突破高校聘用产业界人才的重重堵点。建设编外教师队伍，邀请富有专长的专家或学者担任专题研修课教师，鼓励院士和高水平科学家领衔设立校外科技特长生小组，为退休人员参与教学提供通道。三是建立完善鼓励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利益导向机制。鼓励下放成果处置权给单位，鼓励科技人员以智力和技术等多种要素形式参与创新收益分配,实行股权激励、分红、年薪制等办法,并实施相应的配套征税制度。

二、在“引才”过程中重点关注服务和开放

当前，本市内、外人才流入面临双重压力。一是国际竞合加剧下外部人才脱钩。美籍高管限制、华裔科学家驱逐等频频发生，中美高科技领域人才交流进一步受限。二是落地服务制约海外引才政策实施效果。一些海外人才来沪初期缺少行业协会、科技协会等社会组织支持，对国内政务流程、商务规则等缺乏了解，很难在短期内组建高效团队。三是创新创业环境较北京仍有差距。兄弟城市在加快市场准入上服务意识更强、支持力度更大，上海响应动作则稍显迟钝。

为此建议：一是争取引领性政策突破，吸引高端人才“近悦远来”。加快推动浦东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个税优惠政策落地，并逐步探索向国内高层次人才扩围，向其他有条件的区域拓展。二是优化准入资质审批流程，纾解创新团队产品产业化“后顾之忧”。三是依托创新创业型国际人才社区集群打造高品质人才服务生态。面向海外人才打造高品质人才生态系统,将高科技产业园区、人才政策试验区、数字智慧城区、多元包容文化街区、宜居利业社区集聚为一体,形成对全球人才的“磁吸效应”。

三、在“留才”过程中重点关注成本问题

当前，“招人难、留人难”逐渐成为制约新生代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痛点；本地毕业生留沪率降低，不少优秀人才选择在外省市就业。一是租赁价格居高不下。新就业大学生、新市民群体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偏低，据某房地产公司的估算，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租金和收入比在40%左右。二是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不足。近年来，本市密集出台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已形成1项实施意见和6项配套办法或细则的“1+6”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体系。但对于新入职的应届生，企业公租房名额有限。

为此建议：一是增量，构建商品住房和公共住房并存的“新二元结构”住房供应体系，通过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为新市民群体提供可负担的共有产权或租赁性住房。二是存量，鼓励通过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等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等措施补充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